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令人注目。他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每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作為其靈魂，這種內在的靈魂是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能動力量，而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就是這一特殊精神的創造者和實踐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它包括進取精神、敬業精神、群體精神，我們可以把它歸之為“晉商精神”。這種精神也貫穿到晉商的經營意識、組織管理和心智素養之中，可謂晉商之魂。
1、進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于商場的精神動力。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茍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于家哉！于是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梢娚轿魅耸前呀浬套鳛榇笫聵I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銘經商成功后，“自是崇義讓，淳宗族，睦鄰里親友，賑貧恤乏，解紛訟，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將軍不以行伍眾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席氏通過經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會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著更多的人來走經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古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后來與山西祁縣人張杰、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后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后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家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2、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范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說：“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四民中以士為一等，商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絕于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后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干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于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梢?，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山西商人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而勤奮、刻苦、謹慎的作風，又是敬業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3、勤奮精神
勤奮：這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貧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載，其大父即辭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無資，不得已棄學就商，甫弱冠遠服賈于京東之赤峰縣，……勤勞四十余載，而家道卒致豐。”榆次人李智春，“生貧家，幼父母卒，兄傭工，仲兄且殤，于是學商于直隸順德府布店，數十年勤勞無間，為執事者所重，積有余資，乃旋里娶婦王氏，……三子皆成立，長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漸起。”永濟人趙俊，“為富家賈于江南，勤儉著聞”。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數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納蘭常安說：“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乾隆《祁縣志》卷9載，祁縣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辛苦備嘗”。
4、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系和精神上崇奉關圣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系，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于家族間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時常感慨：“夫為弟子壯不能勤力，將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挾資賈秦隴間”，由于他在商場上“精敏有心計”而致富，又“內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無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嚴，族子甲出錢收息過當，召而責之，手裂其券，自是舉宗凜凜。”明代襄陵人喬承統，“其父中鹽卒于揚州，遂棄儒而賈。內監楊某督鹺兩淮，承統弟承經以事得罪楊某而逃亡，楊捕之急，承統挺身出就獄，所受之刑，五毒備至，終不言弟所在，且為行賄千金，得釋。弟歸家，破析己財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馬太夫人主持家政時，“族戚鄰里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贊助成之”，“又待伙極厚，故人皆樂為盡力”。祁縣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著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映霞喻義讓眾兄弟團結互助。山西商人在發揚群體精神中，還注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倫，“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賈，業鹽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遺孤二人，家無應門之仆，王冕妻張氏奉姑撫孤，誓志不二。二子長大后，命長子服賈。曰：孤而無助，將門戶是賴；授次子以儒業，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負荷在是也。后長于克拓前產，次子以明經為諸生，卒立厥家。”其次，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范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閭里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于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從王氏那里得到資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慶、萬歷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贊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三家的聯姻，增強了其商業競爭實力。王崇古在河東業鹽，張四維的父親是長蘆大鹽商，累資數十百萬，張、王二氏聯手，結成了鹽商團伙，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晉商又逐漸發展為地緣組織。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出現了所謂“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的說法。“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后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絡，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