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幫”是享譽中外的著名商幫,屬中國近代十大商幫中的后起之秀。寧波是商之鄉,也是浙東文化的發源地。文脈與商脈水乳交融,孕育了“寧波幫”的人文精神。
百年商幫的發展過程，向世人闡釋了“寧波幫”文化特征和價值取向。
第一，勇于開拓、善于創新。
寧波商人善于開拓市場，占領市場，足跡遍及海內外。繼上海成為寧波商幫主要活動地域后，20世紀40年代，香港又成為寧波商人活動的大本營。此后，一批寧波商人又進一步向日本、東南亞、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拓展，把自己的企業發展成為全球性的企業。寧波商幫善于保持商界究享盛譽的銀樓、藥材、成衣、海味等特色傳統項目，還不失時機地開發新的經營項目。他們敢于師夷之長，從中學習輪船航運業、銀行證券業、五金顏料業、房地產業、保險業、墾殖業和進出口業務等新興行業。他們思想機敏，經營靈活，順應時代潮流，適應市場需求，及時更新經營項目。但寧波商人并非洋奴，而是民族立場堅定，敢于跟洋人競爭較量。早期虞洽卿對英商在輪船票價上的抗衡，近期包玉剛與英商競爭收購九龍倉的成功，都成為轟動一時的美談。
第二，艱苦創業、克勤克儉。
寧波商人歷來有吃苦耐勞、知難而進、艱苦創業、克勤克儉的品質。絕大多數寧波商人都是從最低層的勞動者開始，“出門謀生但求一枝之棲，為僮為仆在所不計”。“五金大王”葉澄衷，11歲入油坊為學徒，3年后到上海學成衣匠，不成，又入雜貨店做活。上海開埠不久，隨兄在黃浦江上搖舢板。什么苦都吃，什么累活都干，學得業務爛熟，“門檻全精”，但為人誠實可信。他還勤學“西語”，深得“西人”信賴。許多“寧波幫”人士都走過一條坎坷而艱辛的創業之路。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在事業有成之后依然簡樸節儉，寧可一擲千金捐辦公益事業，自身卻從不奢侈揮霍。包玉剛先生生前曾為寧波大學師生題詞：“持恒健身，勤儉建業”。這既是對后人的勉勵，也是他一生的操守，更是“寧波幫”精神的寫照。
第三、以誠為本，務實取信。
清浙東學派形成的“最重人格、最重良心”的學風，哺育了一代代寧波商人重視信與義，主張以誠信為本，從義內求財的經商理念。歷史上寧波人在上海開設的錢莊信譽卓著，所開出的莊票通行滬上及各埠。為此，他們執掌上海錢業至首要地位而多年不衰。同樣，寧波人的信譽支持了上海民信事業的發展。錢莊業和民信業的盛況反映出寧波人“重然諾，尚信義”的誠信特征。趙安中先生的創業道路全靠誠信獲得朋友，又靠朋友取得發展。他告誡兒子：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錢可以不要，路不能沒有，寧可斷財不要斷路。這在當時寧波商人中很有代表性。
第四、敦重鄉誼、結幫經商。
寧波開埠早，商貿活動歷史久遠，培育了寧波人“經商賺錢，成家立業”的傳統觀念。親幫親，鄰幫鄰，投親靠友到上海，甚至遠涉重洋去“學生意”。父母也不會因戀子女而加以阻礙。寧波商人重鄉誼，出外經商互相幫襯，回家互托攜帶錢物，店主、廠主多喜雇用同鄉人，在商業交往和人生道路上更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明天啟、崇禎年間，寧波藥材商人在北京設立“鄞縣會館”可看作寧波商幫初始形成的標志。以后迅速向上海、天津、營口、漢口、常熟等地發展。乾隆四十五年（1780）寧波商人在號稱“八達通衢，九江巨鎮”的漢口建立浙寧公所；嘉慶二年（1797）在上海創設四明公所，延續到現在還有上海寧波同鄉會。寧波商幫所建的會館、公所，不僅敘同鄉之誼，聯同業之情，恤嫠贍老濟貧，還作為同業集議場所，研討商情，聯絡商務，團結同鄉，維護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則均占，有害則共御”。這是寧波商幫實力迅速發展和凝聚力日益增強的標志，也是寧波商人“吃苦、團結、精明、互幫”傳統美德的體現。
第五，愛國愛鄉，回報社會。
寧波商人是熱忱的愛國者。在歷史上，寧波幫人士中，有同情和支持孫中山民主革命的，有在民族危難中舍生取義的；至于熱心慷慨解囊相助公益事業的更是不乏其人。早在1905年，旅日愛國僑胞吳錦堂先生就回國辦學和興修水利，出資30余萬銀元在家鄉慈溪創辦錦堂學校，興建杜湖，白洋湖兩個水庫。他的辦學義舉美譽海內，與著名華僑陳嘉庚齊名。中國化學工業社創辦人方液仙，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八一三”事變中，兩次辦傷兵醫院，救護大批抗受傷戰士。他的愛國立場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極端仇視，后被日寇殺害。著名企業家項松茂，創辦五洲皂藥廠，產品久享盛譽。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組建義勇軍，自任營長。為營救11名職工，甘冒萬險，兩次深入虎穴，被捕后不畏強暴，面斥敵酋，正義凜然，卒遭殺害。其子項繩武克承父志，寧斷手而拒與敵人簽約合作?？姑涝瘯r期，港胞王寬誠先生率先捐獻一架飛機和其他物資，并認購公債，支持抗美援朝和祖國建設。寧波商幫能夠延續至今，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地理位置的影響。寧波地處沿海，寧波商幫是最早涉足海外的商幫。歷史上寧波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的起始地，說明了海外貿易由來已久。他們不僅做好全國的市場，而且敢于走向海外。而像晉商、徽商等主要以國內市場為主。同樣是走向海外，與閩商和粵商相比，寧波商幫深入到了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地，而閩商和粵商主要在東南亞一帶。其二是我們寧波人的精神：誠信、務實、勇于開拓、敢為天下先。上海開埠后寧波商人大量涌入，洋行買辦是寧波商人的首選，也是他們日后崛起的主要原因。鴉片戰爭前，廣州是中國唯一對外口岸，廣東買辦在上海開埠初期的洋行中也具優勢，但不久就遭到寧波同行的挑戰，并最終為后者取代。上世紀四十年代，因為內亂很多人到了港臺與海外，在那兒重新發展，他們抓住戰后世界經濟發展和港臺獨特的歷史機遇，憑借其在內地長期從事工商業的豐富經驗和資本積累，艱苦創業，奮力開拓，迅速在競爭激烈的海外社會站穩腳跟并取得成功與發展，其中香港是又一個寧波商人聚集的中心，像包玉剛和董建華的父親董浩云，就是這批人當中的杰出人物，同享“世界船王”美譽。他們斥巨資造福社會、反哺故土，且代代相傳。從十九世紀末期的“五金大王”葉澄衷先生捐地出銀在上海興建上海澄衷蒙學堂（后改名為澄衷中學）和家鄉鎮海的葉氏義莊（后改名為中興學堂），到二十世紀以來的包玉剛、邵逸夫、包從興、趙安中等在事業成功后，捐巨資興辦國家和家鄉的社會事業，邵逸夫向國家教育事業和其他公益事業捐資就達二十六億多港元，包玉剛創建了寧波開埠以來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他們的義舉體現了“寧波幫”對祖國母親的一片赤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