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作《續書譜》以發揮孫過庭《書譜》之旨，分“總論”、“真書”、“用筆”等十八篇，今將其“情性”篇提出，試說其特點得失。
“情性”篇中有云：“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同，其說見于昌黎《送高閑序》”。韓愈以張旭為例子，敘說書法表達“喜怒窘窮，憂悲、愉佚”等人世感情，而高閑作為僧人，心中必然淡泊無所嗜，以此詰問何以能書。
繼而，姜夔引用孫氏《書譜》文字六部分，其一：“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其二：“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其三：“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其四：“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難以兼通者焉”;其五：“亦猶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彌勁……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其六：“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镕鑄蟲篆，陶均草隸”;其七：“至若數畫并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其八：“乍顯乍晦，若行若藏……違鐘張而尚工。”
引文即所謂“五乖五合”之說，講明十種條件下人的書寫狀態之不同，從廣義的情感與書跡對應來講尚屬合拍;引文二與引文三在《書譜》中原本相連，省略中間一句，可知為約略取之，非全引用。但“察之”、“擬之”等語，結合原文所處位置，可知此段本講學習者如何從筆跡體會前人心跡之問題，主旨與情性已經有所不同，姜氏所取，僅僅為相關者，原文語脈則不再關注;引文四則引申愈遠，論述不能識得古人心跡，轉而不能在臨摹時抓到關鍵，更稍涉技法論之“遲速”問題;引文五從孫氏全文觀之，則專言風骨問題，行文之邏輯非常清晰。姜氏之引用，依據于此段文末各種性情的人偏向一隅的情況，轉移了篇章的重心，雖支離文意，不為無見;引文六七、八處，在《書譜》原文本為同一意思之段落，意為假如能溝通天地，那么發明五體，合理謀篇，運用可達神妙。姜夔所引，若接其前引，則語脈斷裂，雖不為無理，卻不相關與情性，進退失據。關鍵在于引文五、六之間少一銜接。
以姜氏“情性”篇綴合之全文估之，可知此篇與孫過庭書譜體例上本不相同，而為引用他人之文的再創作，意思不違孫過庭原說，或謂意思更加明顯精純。但從孫過庭《書譜》原文來體會，在多有割裂文意的遺憾，取句起訖不甚嚴格，且上文筆者所指出的五、六段處之語脈斷裂亦當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