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建立后，正式確定位于今西安附近的豐鎬為國都，《周禮》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記載，“市”成為城市建設中十分重要的部分。當時的豐鎬集市已經較為繁榮，有“一日三市”的制度：“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在秦朝“重農抑商”政策推出前，整個春秋戰國時期都是商業比較發達的階段，秦國的商業活動在列國中是較為突出的?！妒酚洝酚涊d：“孝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雍”是現在的陜西鳳翔，“櫟邑”是現在的陜西臨潼，在那里都居住著許多大商人。
秦朝雖然抑制商業的發展，但漢朝迅速取代了秦朝，之后著力發展關中地區的社會經濟，從漢高祖到漢武帝，曾多次將其他地區的六國貴族后裔及“強豪富戶”遷往關中，動輒“十余萬口”?！妒酚洝酚涊d，這時的關中地區“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秦商的規模迅速壯大。
秦漢時期，關中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秦商的商業活動也最為興盛，絲綢之路又在這時開辟，極大地拓展了秦商的發展空間。這一時期，歐洲地中海貿易開始興起，歐洲人對中國商品產生了規?；枨?，尤其對絲綢的需求量最大，迫切需要一條能聯結中國與歐洲的商路。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之后設置了河西四郡，又先后建立起四大“西域都護府”，將通往西方的交通、貿易都納入國家管理之下，絲綢之路隨之誕生。
一直到唐朝之前，由于得地理之便，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商人多以秦商為主，對于他們從事商業活動的細節，史書中記載較少，但《史記》等書中仍記載下了這些秦商的名字，比如長安的“諸田”，包括田嗇、田蘭等，還有韋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他們個個身家“巨萬”，茂陵商人袁廣“家童八九百人”，杜陵商人張安世“家童七百人”，扶風商人士孫奮生意做大后到長安發展，家財多達一億七千萬錢。
到了唐代，絲綢之路繼續得到發展，往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增多，秦商與他們展開生意上的合作，共同促進了絲綢之路的繁榮。長安大唐西市的商人竇乂經營麻布鞋起家，后主營絲綢等出口貨物，與胡商米亮等人結成生意伙伴，把絲綢生意做到了羅馬，號稱“竇家店”。長安的另一位絲綢商人鄒風熾，“其家巨富，曾見唐高宗請買終南山中樹，愿每株樹給絹一匹，自稱樹盡而絹不竭，從此富名遍傳天下”。
商幫之首：從明朝初年到清朝晚期，整個南北布匹交易幾乎被秦商壟斷
得益于絲綢之路的開拓，秦商在漢唐時期掀起了第一次發展的高峰。宋、元以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秦商的優勢有所喪失，但他們又及時抓住朝廷對西北邊地實行的一些特殊政策，掀起了新的發展高潮。
明朝建立后，將西北邊患視為王朝最大威脅，為鞏固邊防，明朝在沿邊各地設立了9座邊鎮，其中陜西布政司管轄4座，即榆林、寧夏、固原、甘肅四鎮，下轄24個衛所，有“馬步軍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馬八千三百七十一匹”，這些兵馬一年消耗的糧食“數千百計”，消耗布匹“一百萬余匹”。
為解決糧食、布匹供應難題，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實行“開中法”，允許商人運糧到邊鎮，用糧食換取鹽引。中國古代的食鹽一般由國家壟斷經營，鹽引是取得食鹽的憑證，因而具有價值的穩定性和稀缺性，有人將其視為古代的一種“特殊貨幣”。商人換到鹽引后，可以憑此到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所屬的各鹽場領取食鹽，再到指定地區販賣。根據運糧路程遠近不同，換取同量鹽引所需的糧食也不一樣，按洪武年間的標準，大約1至5石糧食可換取一小引，合200斤食鹽。
“開中法”于明朝初年確立，之后一直施行并不斷完善，除糧食外，還規定可用布匹、馬匹等換取鹽引。秦商抓住這項政策，發揮自身道路方便、運費更省的地域優勢，迅速介入，帶動了糧食、布匹、食鹽等物資的貿易。有了一定積累后，秦商的經營范圍進一步擴大，主營物資又增加了茶葉等項，地域擴大到新疆、川藏等地區，在商業上形成了明顯的區位優勢，明人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說，“西北賈多秦人”。
除了獨特的地域優勢，這一時期的秦商也有一定的創新精神。比如在布匹經營方面，過去的做法是，到江南產布中心通過當地的布商收買布匹，收齊后看布估價，之后交易拉走，秦商和織戶都要受到當地布商的盤剝。為此，一部分秦商探索出了“駐中間、拴兩頭”的經營模式，把總號設在布匹產銷兩地的中間，一頭拴著產地，在那里設立“座莊”，負責組織生產；一頭拴著銷售地，在那里設立“分莊”，負責銷售。這種模式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經營成本，又有效地防范了產銷兩個環節的風險，因而使秦商在布匹經營中獨占鰲頭，從明朝初年到清朝晚期，整個南北布匹交易幾乎被秦商壟斷。
秦商多由農業生產起家，大部分秦商經營規模較為有限，而長途貿易又是資本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的經營項目，為克服資本的不足，秦商也進行了積極探索，“合伙股份制”就是其中的一種模式。過去一般由財東出資金，稱“東方”，掌柜只負責經營，稱“西方”，創新后，掌柜可以作為人力投資從而占有一定股份，稱“領東掌柜”，這種模式密切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關系，更加鞏固了經營的基礎。
明朝以后，各地商幫紛紛崛起，出現了所謂“十大商幫”，其中以秦商、晉商、徽商實力最雄厚，并稱為“三大商幫”。秦商一度是“三大商幫”之首，學者李剛在《解密秦商》一書中總結了秦商在中國商業史上創造出的多個“第一”：是中國歷史上產生最早的商幫；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條茶馬古道——陜甘茶馬古道；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以“日分”為主要形式的契約股份制；創造了中國最早的“歇家”“鍋樁”等民族貿易中介形式；創建了古代第一個商人會館——社旗山陜會館。
一直到清朝晚期，秦商仍活躍在南北商貿的旅途中，秦商培育出涇陽茯茶、蘭州水煙、孟布、穎布、西口皮貨、西口藥材等，都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近代衰落：秦商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和自身的局限未能完成轉型
對活躍在各地的秦商，不知何時人們給了他們一個“陜棒槌”的“雅號”，意思是他們直來直去，在經商時不坑蒙拐騙，以誠信待人。
吃苦耐勞、重信守諾、重義輕利是秦人乃至秦商的優點，也是秦商從事經營活動的優勢，但在秦商的身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雖然他們善于把握商機并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但在判斷未來形勢方面往往失于保守，眼界還不夠寬闊。
在許多秦商身上還固守著“力農致富，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傳統思想，他們理想的生活模式是“財東鄉居”，所以經商致富后最喜歡做的是在家鄉廣置土地，有的還將財富換成金銀后大量窖藏起來。陜西渭南的富商常家置辦有8000畝土地，每年可收租1萬多石，除此之外家中還存有現銀120余萬兩。渭南的另一位富商趙家主要在四川做生意，賺了錢都兌成銀兩運回家鄉，往往要人挑馬馱、結隊成行，“鏢銀的前半部分已經到家了，后半部分仍在渭河岸上”。陜西大荔的富商溫家藏銀竟高達千萬兩，堪比大清國戶部銀庫。
與此同時，發家后的秦商往往會不惜巨資修建宅院，關中地區至今仍保存有旬邑唐家大院、大荔朝邑大院、韓城黨家大院、長安郭家大院、涇陽縣安吳大院、三原縣孟店大院等明清私人宅院，由于宣傳等方面的原因，它們的知名度還比不上山西喬家大院、王家大院，但規模、氣勢一點兒都不輸給后者。
耿直是秦人的脾性，但又容易產生固執的一面，體現在商業經營上就是對傳統方式的固守和對新事物反應的不敏感。在近代工業化變革中，許多秦商對機器化大生產持反對態度，據撰寫于民國年間的《涇獻文存》記載，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的原型人物之一、涇陽商人吳蔚文就曾說過“謹守先業更廣大之，然大要仍尊祖規”，他認為“所謂競爭，迸者爭以德，不爭以力；爭以才藝，不爭于機械；凡以機械爭者，皆足以退化，而非進化之道”，這些保守思想，無疑在當時的秦商中具有廣泛代表性。
秦商的活動范圍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區以及北方部分省市，這一點從對建在各地的“山陜會館”的統計情況就可以看出。據統計，全國各地“山陜會館”約292所，除北京、陜西外，四川、甘肅、新疆、河南等都是較多的地區，均有數十所，而廣東只有2所，福建、浙江只有1所，秦商在西部地區共建立會館120多所，幾乎占到該地區會館總數的一半。西部地區在近代經濟一直較為落后，收入水平較低，這就決定了秦商始終只能以中低端生活日用品作為主要經營對象。
近代以來，商業模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商業集散中心模式逐漸讓位于新興的工業基地。晚清以后，秦商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往昔的“商幫之首”已輝煌不再。
關于其衰落的原因，有人認為爆發于清朝后期的陜甘回民起義是關鍵，這場起義遍及西北各省，其中陜西是受影響最大的地區之一，起義前后持續了十多年，戰亂中許多秦商幾世積累的巨大財富毀于一旦，商業發展確實受到了一次重擊。但在近代的中國，戰亂何止這一次？列強入侵，堅船利炮頻頻進逼，外擾不斷、內憂頻起，哪里都不是平靜的樂土，秦商面臨的外部困境是普遍性的。秦商的衰落還應該從內在找原因，時代巨變之下需要因勢轉型，秦商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和自身的局限未能完成這場轉型，這才是導致其逐漸衰落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