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1920年農歷三月初一日出生于五臺縣的一貧苦農民家庭，23歲（1943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后曾先后任五臺縣第十區和第一區區公所副區長、五臺縣委組織部組織組組長、柳院基點工作組組長、四清工作隊隊長、公社黨委副書記、書記等職，1973年離職休養。2005年9月3日，在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父親榮獲了胡錦濤總書記題寫章名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身材高大魁梧，雖言語不多，為人忠厚，卻愛憎分明，公道正派。
從我記事起，父親與我們聚少離多，在一年四季中，只有在季節換衣時才回家，短暫停留一兩天，就是每年的春節期間，也才在家里在個六七天。所以，平時家中的柴米油鹽，都由體質較弱的母親安排。由于家在農村，那時，我家吃水需到1里多外的溝里去挑，可父親常年不在家，母親身體又不好，我們姐弟們還小，只好花錢雇鄰居挑水。后來，我長到10歲時，母親就讓我和14歲的姐姐去很遠的溝里舁水，走一個來回得半個多小時，當時，我和姐姐稚嫩的肩膀不堪負重，兩個人用木棍一前一后地舁著水走，左右搖晃地舁到家時，一桶水到家時只剩下多半桶了。當時，我們對父親十分不解，認為他根本不親我們這些兒女，只管他自己在外面“享福”，在我們心中，父親就是來我家吃派飯的下鄉工作員 ……。后來，我們在父親曾工作過的鄉村，和一些健在的當地干部群眾談起父親時，才知道，由于當時工作的需要，很多事情都需父親來處理，食宿湊乎，生活不規律是常事！他們還交口稱贊父親是毛主席時代的好干部。
在父親擔任公社副書記、書記的15年里，一直和當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而且是從不占集體和老百姓的便宜。1964年，我們隨父親在茹村公社東茹村居住時，天和公社滑石片村一位村干部，平時和父親關系要好，他趕著毛驢到茹村辦事，順便給我家送來了30斤紅薯20斤小麥。當時，父親不在家，母親說什么也不收，最后僵持不下，還是留下了。父親回家得知后，立即找到這位村干部，按當時的價格付了錢和糧票。天和公社是產煤之鄉，偶爾有人趕著毛驢給我家送來煤炭，父親都按市場價付了錢。農閑時，一些與父親能談到一起的農民朋友請他到家中吃飯，飯后臨走時，總是因為父親要給糧票和錢，相互之間少不了一番爭執，但誰也拗不過他，最終還是得收下。和父親相處過的群眾至今天仍議論說：“老郝那人，從不占集體的便宜，也沒有白吃我們的一頓飯！沒有官架子，和我們相處像一家人 ……”。
父親對我們姐弟們要求很嚴，隨著我們姐弟們年齡的增長，我們原本想父親會想辦法給我們解決工作，可父親卻一直鼓勵我們自立自強，努力學習，通過上學獲得正當職業。我們姐弟四人，姐姐于1960年完小畢業，適逢太原重機廠來五臺招工，18歲的姐姐被錄用；我考入忻縣高中，1968年畢業，先是代課老師，后于1972年經考試錄用為正式教員；妹妹于1978年考入師范學校畢業后當了教師；弟弟因受“文革”影響，完小畢業后再沒有上學，便留在家中務農。父親在縣委組織部和鄉鎮工作多年，如果通過個人關系稍加活動，為弟弟辦個招工手續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但父親卻絲毫沒有為弟弟考慮工作的念頭和想法。后來，我們全家埋怨他，鄰里親戚有時也議論，當了多少年的公社書記，兒女們都沾不上光，尤其僅有一個兒子還留在家里受“苦”！他卻十分生氣地說，“我不愿意給別人找麻煩，更不想給領導出難題，當農民也不丟人，村里這么多農民，都想出門，誰來種地？糧食從哪里來？為什么公社書記的兒子就不能當農民！”
父親長期在基層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務，不規律的生活習慣，讓父親患上了嚴重的胃病，由于經常疼痛難忍，影響到了正常工作，于是父親便主動申請從公社書記位置上退了下來。我們的老家在五臺縣的士集村，地理位置偏僻，尤為困難的是通向外面公路只是一條簡易便道，交通的不便，直接導致了信息的閉塞、經濟的落后、生活的貧困 ……。期間，父親看到家鄉的落后面貌和鄉親們的貧困生活，深感不安。經過一段時間調養的父親，父親的身體有了一些好轉，便經常和鄉親們探討如何改變村里的落后面貌，村民們知道父親辦事公道，有見解，敢擔當，便在支部會上一致推選他擔任村黨支部書記。雖然母親和全家極力反對，但父親絲毫不惜自己虛弱的身體，毅然挑起了村中的“重擔”。接任后，他與村兩委一班人認真分析貧困原因，認為光靠在貧脊土地上種五谷雜糧，只能解決吃飯問題，口袋里還是缺錢花。經過反復研討，認為村里地理條件優越，氣候溫和，粘膠土質，非常適宜蘋果樹生長。于是，為了讓蘋果樹變成“搖錢樹”，在擴大栽植面積的同時，決定拓寬通村公路，在全體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簡易公路改造拓寬了。
雖然路通了，但村民趕著小平車到幾十里外的集鎮買東西、拉貨、馱炭等，效率仍然低下！怎樣才能節省勞力和提高生產效益？父親又召集村委一伙人商量思考，經過一番討論，大家認為如果買上一輛拖拉機那就好了！但計劃經濟時期，不僅拖拉機指標十分緊缺，而且村集體經濟積蓄微薄，于是父親不顧全家人的反對，把離休時國家補貼的400元修房費全部拿出來墊資，并和村支委兼會計趙福壽等自費遠赴運城，經過多方奔波努力，終于買回了一輛40馬力的拖拉機。從此，村民們不僅自家產下的糧食、土豆、蘋果都能賣出去了，還能把化肥、種子、蔬菜及生活用品運回來，節省了勞力，盤活了經濟，更為主要的是鄉親們再不需要起早貪黑的趕著毛驢、拉著小平車、帶著干糧去百里之外的窯頭、天和拉炭了，有需急救的病人也能被及時送往醫院。村里的人都說，“老堂修回村盡給咱辦了些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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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農歷十月二十八日，父親病逝，永遠的離開了我們，他雖然身后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豐厚的財產，但生前留給我們的思想、精神、品格、風范，卻是我們永遠受用不盡的寶貴財富。
作者：郝芝芳
